鲁迅与佛教:苦闷世间的菩萨救世情怀

南无阿弥陀佛

题记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时代。西风东渐,文化的渗入、思潮的传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又不同于近代西方的独特风气。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伴随着坚船利炮、新奇洋货而来的便是基督教的传入和迅猛传播,中国人面临着真正而又深刻的信仰危机。西学东渐,各种西方的文化思想思潮及价值观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在此冲击之下一时间显得手足无措。近代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社会大变动,“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使无数志士仁人感到苦恼,他们为之绞尽脑汁,甚至牺牲生命。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反映在文化上,“古今中西”之争在各大领域展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文化。在这种信仰及思想的狂潮面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寻求批判及对应的思想理论及方法。

 

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中国大地重新振起的。近代中国佛教以其富有时代特点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人生观念吸引了各界名流的极大关注,无论是对于解决“救国”的现实问题、“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还是解决“安身立命”的身心问题,当代仁人志士希望从佛教中找到良方。百年过去,“中国的宗教如何健康发展”、“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中国社会如何稳定、如何改革”、“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明”、“中国人的生命如何安顿”,这些问题仍然是那么强烈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历史的最大作用便是以古鉴今。在强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反观近代的宗教状况,探讨近代精英群体阐释宗教的方式方法,考察各界名人的宗教情缘,对于宗教界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对于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一位风骨凛然的文化战士;他,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位冷静悲愤的思想家;他,怒向刀丛觅小诗,一位“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杰出的文学家……他,常感叹“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他在呐喊中,饱含着对弱者的同情,对苦人命运的悲愤,以及对于社会的极端不满;他,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他,就是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种种悖论式的困境,希望与绝望,激进与悲观,存在与虚无,痛苦与解脱……在这些困境中,或多或少会看到佛教的影子;同时,鲁迅先生对佛教的理解亦是一种悖论:体悟人生苦与甘做孺子牛,本来可以圆融成菩萨的救世情怀,却被他割裂成悲观的绝望与无奈的呐喊。

一、一生的宿命:

鲁迅与佛教的因缘

鲁迅与佛教的因缘是宿命的,一方面是童年经验;另一方面则是那个时代的思潮。

 

1936年4月1日,距鲁迅逝世只有5个多月,他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童年生活中的佛教氛围。鲁迅生活在佛教信仰极其浓厚的绍兴,他一生下来,便被父亲抱着去长庆寺,拜住持龙祖法师为师父,取法名“长庚”,后来他也以“常庚”、“庚”作为笔名。师父赠他银八卦一件,上面刻着“三宝弟子法号长庚”;一件只有喜庆大事才能穿的“百衲衣”;一条用以避邪的“牛绳”。鲁迅真挚亲切地记述了龙师父第二个儿子受大戒的过程,可见龙祖法师是中年出家,鲁迅评价他:“只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1936年的鲁迅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在临终之际,面对死亡,他都会口吐真言:或是对生的留恋、情的倾诉,或是对爱的回忆、恨的忏悔,或是对那即将前往的冥冥说一句超然的短语,人生的真谛也尽在其中。鲁迅推测龙祖法师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师兄弟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文章写道:“我们(指鲁迅与他的师兄弟)的交情依然存在,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生与佛有缘,看过目连戏,接触过放焰口,从童年至晚年,佛教如乡愁,伴随着追忆始终笼罩着鲁迅的一生。

 

1936年10月8日,鲁迅参观“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时距逝世11天。(资料图)

与佛有缘,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以佛法阐释孔孟,讨论西方思想则以佛经为参照,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丰子恺等,无论是革新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对佛学一往情深。所以,鲁迅不可不能不受到这种崇尚佛学的时代环境影响,这是其所处时代的“宿命因缘”。

 

鲁迅真正开始自觉地学习佛教,则是来自章太炎的影响。1908年夏秋之间,鲁迅参加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会”,学习文字学与历史,乃至包括《庄子》,章太炎是用佛教思想解释《庄子》,即后来的《齐物论释》。1909年春夏,章太炎请人教授梵文,还约请鲁迅、周作人兄弟同往听讲。当然,章太炎的口提面授,乃至《民报》上的文章,他的社会政治观、道德观、宗教观以及文化观等,都会对鲁迅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鲁迅肯定了宗教的积极意义,尤其肯定了佛教的重要意义。他在《破恶声论》强调宗教能满足“人心向上之需要”,认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所以国家灭亡的恰恰是那些无信仰之人士。鲁迅改变“医学救国”为改造国民性后,认为必须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强调个性解放,而信仰则是至关重要的。鲁迅在早期认同章太炎“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因此直接批评了“庙产兴学”运动,高度肯定佛教的社会功能:“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鲁迅认为,佛教对于提升道德,改造国民性,具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现存的《鲁迅日记》,1912年5月25日,鲁迅在北京琉璃厂购得第一部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图赞》,开始大量购买、阅读、研究佛经的生涯,主要是在1914年至1916年。在1914年4月至12月的9个月时间里,他共购买佛教书籍达80多部近120册,花去46元,占全年买书总款的38%。根据《鲁迅日记》后的《书账》记载,1914年他购买了《华严经合论》《华严决疑论》《金刚经》《大乘起信论》《阿育王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维摩诘所说经注》《般若灯论》《唐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等佛教著作100来种,可见他这时对钻研佛经的兴趣与努力。许寿裳回忆鲁迅:“民国三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

 

鲁迅不仅搜购佛经,潜心披阅,而且还抄录、校勘《出三藏记集》、《法显传》、《百喻经》等,考察、瞻礼陶然亭慈悲庵、法源寺、雍和宫、崇效寺、龙泉寺等,而且与近代有名的居士梅光羲、许季上等往来密切。1914年,为庆祝母亲60岁寿诞,他特意布施银元60块,托金陵刻经处刻《百喻经》100册,又用余资刻了《地藏十轮经》。依《鲁迅日记》的记载,鲁迅的一些布施行为是通过许季上进行,如1914年7月27日:“上午收本月俸二百四十元,捐入佛教流通处,交季上。”1916年8月4日记道:“施万慧师居天竺费银十元,交季上。”万慧法师是谢无量的弟弟,游居印度、缅甸;许季上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在印度留过学,精通梵语,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印度哲学,两人互借、互赠佛书。

 

1926年的鲁迅

同时,鲁迅与近代国内外佛教著名人士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太虚大师访问厦门南普陀寺,鲁迅参加了欢迎宴会。鲁迅记述宴会经历,对太虚大师的印象“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欤”。鲁迅用幽默的口吻,赞赏太虚大师的佛教入世精神。1931年3月1日,鲁迅在日本内山书店见到弘一法师所书写的书法“戒定慧”三字,甚为喜爱,向内山索要并带回珍藏。《鲁迅日记》记载:“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鲁迅用“乞得”、“上人”,表达了鲁迅对弘一法师的才学的敬仰。1934年5月10日,鲁迅与铃木大拙有过一次愉快的会晤,《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内山夫人邀晤铃木大拙师,见赠《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合刻一帙四本。”

 

1934年鲁迅与日本友人的合影。

左起:内山完造、林哲夫、鲁迅、井上芳郎

不仅如此,鲁迅还高度评价求法僧在中印文化交流的作用,赞赏他们勇猛精进、为法忘身的精神。1916年3月3日—16日,鲁迅抄录、校勘《法显传》,写有240余条眉批。而且,鲁迅还把“舍身求法的玄奘”推崇为“中国的脊梁”之列。鲁迅认为,玄奘等求法僧忠于自己的信仰,能够不畏艰险、顽强执著,对提升中国人民“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具有积极作用。

 

所以,鲁迅与佛教的因缘是“一生的宿命”,因为既有童年的记忆,又有时代的思潮;既有生活中同事的相处,又有人生境遇的反思。平庸的日常生活和强烈的孤独感,都使他不断地从佛教中寻找安顿心灵的依托,从购买佛经的热情可以看出一斑。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他随性地摘录、运用一些佛教的典故、词汇、寓言、故事等等,使文章变得寓意深刻,并且富有幽默感和讽刺性。而且,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刹那”、“轮回”、“觉悟”、“大苦难”、“大欢喜”、“摩罗”、“随喜”等等佛教词汇;而他的书名,如《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等也体现了佛教的影响。

二、人间苦的体味:

一切皆苦与万法皆空

 

佛曰:一切皆苦。什么是苦?苦就是存在自身都受到“他者”的障碍。因为,事物的存在是由各种条件组成,反过来,便受到各种条件的障碍,所以所有的存在都是不自由的。这种不自由即是痛苦,故存在即痛苦。但是,苦的体悟是与一个人的智慧相关,生活的经历、冷静的反思,更能使人真正地体味到痛苦。

 

鲁迅的一生,无助而又苦闷,在误解、矛盾、孤独中,深深地体味到人间苦。所以,鲁迅阅读佛经首先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鲁迅一生多病,七八岁时就患有龋齿,后来又常年被牙病、胃病、肋膜炎和肺病所困扰,最后被肋膜炎和肺病夺去了生命;一生孤独寂寞,拜堂成亲的“朱安”,因差距太大而无法了解他,许广平虽然想追上鲁迅的步伐,但也没真正读懂他。所以,内山完造形容鲁迅:“他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

 

鲁讯画像 [江丰(1910-1982),原名周熙  画作]

从个人经历的“人生苦”到社会现实的“人间苦”,鲁迅真切地体味到“一切皆苦”。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在其作品不断地出现“人生多苦辛”、“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许寿裳曾称鲁迅:“最能感受到别人精神的痛苦,尤其是默默死亡的人的惨苦。”(《亡友鲁迅印象记》)在鲁迅的笔下,祥林嫂、孔乙己、阿Q、闰土等穷苦人活生生地呈现出来。鲁迅极为推崇“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俄国小说家迦尔洵,称赞他“悲世至深”,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现实的黑暗,历史的忧虑,理想遭到不断地碰壁与打击,鲁迅具体而且又真实地体味到生存的苦难与困境。他将黑暗的社会现实比喻为“地狱”,在《失掉的好地狱》化用了佛经中的地狱意象:火焰的怒吼,油锅的沸腾,钢叉的震颤,冒着青烟的大火炉,在冷油温火中醒来的鬼众及魔鬼……鲁迅巧妙地利用佛经的地狱意象,来概括和抽象风云多变的时局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鲁迅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说:“但这地狱顾惜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在鲁迅的小说中,小人物都是集诸苦难于一身:华小栓虽然买到了人血馒头,仍然无法抗拒病魔的侵虐;单四嫂子的独生子死了,却反遭流氓痞子的侮辱;祥林嫂的一生更是苦不堪言……

所以,鲁迅强调这样痛苦的生命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值得活下来。于是,鲁迅从地狱走向“虚无”,这是从“一切皆苦”走向“万法皆空”。《大智度论》卷二十九:“无常苦故空,空故无我,空无我故可舍。”痛苦的世界,并没有独立主宰的实体,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不受控制的。鲁迅在《影的告别》中说:“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惟黑暗和虚无乃为实有”,这是鲁迅先生在诸多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的体验和世界本质的界定。在生命体验中,只有“看透了造物的把戏”才会得出“惟黑暗与虚无乃为实有”的结论,这样的思想不仅可以见到尼采的影子,更是佛法的滋润。

佛涵:

三、孺子牛的无奈:

菩萨的救世情怀与现实的苦闷

 

诸法性空必须走向救世的情怀,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安顿;否则的话,生命将真正走向虚无,而无法真正存在。鲁迅在明知痛苦与人生的同在是“没法可想”,在“惟黑暗和虚无乃为实有”的情况下却要与黑暗进行“捣乱”式的抗争。所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悲观后的绝望,却必须忍受世间的无量苦来做饶益众生的事业,所以“孺子牛”的鲁迅拥有菩萨般的救世情怀。

 

所以,《野草》中虽然充满了虚无与悲观,但是到处体现了“反抗绝望”的精神和坚毅的“过客”意志。他说:“虽然明知道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易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更勇猛,更悲壮。”他面对生命与社会的大苦大悲,却凭借大无畏的精神而蔑视苦的存在:竭力与“虚无”搏斗争取,在有无之间,经历和彻悟到生命的大欢喜。《过客》中说:“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过客”深刻地体会现实社会的深沉苦难,憎恶和鄙视过去,所以追求解脱与希望未来。鲁迅接受痛苦,而不逃避痛苦,而是以苦的践行来实现超越,奔向无所谓希望却在前方的路。他在《影的告别》中说:“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要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矛盾的“鲁迅”:既欢喜而又决绝,既悲凉而又透彻,既广博而又深沉,这必须如鲁迅自己所说的“夫佛教崇高者,凡有识者所同可”才能达到的境界。这如同“目连救母”,深沉苦难的民族即是鲁迅的“母亲”,鲁迅知道必须经过磨难与炼狱才能有拯救的希望。

 

鲁迅作品的初版本(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珍藏)

但是,那个时代的现实太残酷了,鲁迅拯救的希望最后变成了彻底的绝望与无奈的呐喊。鲁迅早年发现学医不能救国,于是抱着文艺救国、改良人生的理想,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经历过运动的低潮,亲眼目睹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他痛苦地认识到依靠文艺无法实现救世的情怀。可是,他是一个文人,手中的笔是他最大的武器。他在《两地书·二二》中说:“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黑暗的专制社会,人生安全无法保障,思想言论的自由也受到限制。所以,文艺没有实际的战斗力,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战斗功能,鲁迅在《两地书·十》中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所以,鲁迅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直绝望地前行。

 

同时,文艺救国理想的实现也是十分有限的,改造国民性和启蒙都是不容易的。所以,鲁迅在《两地书·八》中说:“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鲁迅的言论遭到不满和报复,政府和绅士等反动势力给他栽赃、诬陷,乃至制造流言进行人身攻击。这样,在心理上给鲁迅带来许多紧张,导致多疑、易怒,于是看到人性中充满敌意与仇恨。他在《狂人日记》中说:“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正是洞察了人性的阴暗与国民的劣根性。正是现实的种种残酷与绝望,才造成孺子牛的无奈。

结语:改变共业的困境

 

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共业,佛法强调“共业不可转”,是因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但是,鲁迅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1934年,他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中说:“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反对专制,改造国民,非个人力量所能成;但是,鲁迅依冷静的智慧,深切体味人间苦,“俯首甘为孺子牛”,在绝望中编织希望,在孤独中仍然前行;虽然辛辣尖刻、冷峻深沉,但却饱含悲悯的菩萨情怀。

 

菩萨的生命是圆润的,因为智慧观照缘起,慈悲不违实相。许寿裳回忆鲁迅向他这样剖白:“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所以,鲁迅的生命缺乏宗教家的圆润,但却是一个改革人性、振邦兴国的文学家、思想家。佛法的“大哲”精神滋润了他的生命,玄奘等“中国的脊梁”也给他树立了榜样,佛教虽然是他的“一生宿命”因缘,但是时代的“共业不可转”所带来的郁闷、无奈、绝望实在太强大了。体悟人生苦与甘作孺子牛,本来可以圆融成菩萨的救世情怀,却被他割裂成悲观的绝望与无奈的呐喊。所以,鲁迅虽然没有树立菩萨般的圆润生命,却为中华民族矗立了一座文学、思想乃至斗争精神的丰碑。

 

 

 

 

[本文作者]

圣凯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执行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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